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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年前，一条报道了建筑师赵扬
在大理建成的第一个作品——
有9个院子的“竹庵”。
2025年，他的新工作室和新家落成，
隐匿在洱海边一个寻常的白族村落里。
大理湾桥，赵扬的家
赵扬是80后，重庆人，
展开剩余95%清华建筑系本硕毕业7年，
又在30岁的年纪前往哈佛攻读建筑学硕士。
2012年，他一回国，
直接跑到了大理，
当时中国还没有乡建的概念，
赵扬一头扎进乡村，一待13年。
香格里拉，先锋书店
喜洲古镇，竹庵
普洱 李宅
从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，
到香格里拉先锋书店，
“在地”，是他最不可磨灭的标签。
13年里，赵扬也曾经历信念的动摇，
“这是作为建筑师最困难的困难”，
当他真的长到了本土的社会里边去，
他发现，中国乡建浪潮下，
大多数的对于乡村的认知
还是过于肤浅，过于着急，
乡村成了一个背景，
来烘托所谓的“作品”。
徐沪生与赵扬 两人在院中对谈
6月，一条创始人徐沪生前往大理探访赵扬，
两人进行了一次深谈。
编辑：夏 尔
责编：陈子文
以下为赵扬的自述：
苍山脚下的村子，民居都是坐西朝东的，因为它要背靠苍山、面朝洱海。我这个院子在村子里，旁边邻居房子离得太近，正好南面比较疏朗，所以就转了一下，变成坐北朝南。
这里原本是我给本地人小黑一家设计的宅子，因为各种原因，现在是我的工作室和居所。从2020年开始设计，到今年我们搬进来，5年过去了。
掩映在村落之中的新宅
它是现代的，但是放在这么一座白族的村子里，一点也不突兀。
我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就围绕着院子发生。两进院子，从前院到后院。前院呢有点像一个过渡，转过来就到一个廊下，算是登堂入室了。
回廊，是这座宅子设计的核心思路之一
从中间的廊道开始往两边分流：西侧是工作区，东侧是生活区，核心还是院子。
院落这个事情，在传统的白族村子，包括大多数的中国农村，宅基地之间是非常紧密的，我们只能内向。我们一旦外向，就要对外大量开窗，好像你在窥探人家的生活一样。
庭院中种着乌桕树、清香木与梅树
两只猫南迦与巴瓦，好几次在边上“临渊羡鱼”，好在从未得逞
工作区是安排在一个统一的木结构屋顶下面，有5个高差，它有一种画廊的感觉，大概七八个同事每天过来上班的。
正好白族的传统木结构，屋顶上有一条条的椽子，就在构造上做了一点研究，把它变成了带状的窗，拉通整个空间的天光。
赵扬的工作室，天光从屋顶透下
竖窗、田野与苍山
最上面那层西北角榻榻米的位置，我开了一个高一点的窗户，正好可以透过邻居家的屋顶，看到北侧的田野，看到背后苍山的莲花峰。
其实村子本来很普通，一个竖向的窄窗，就能把一些很有趣的景色抓进来。
在自己的小工作室中画图
西边这个位置，在以前就是白族的正房，坐西朝东面对院子的，现在是我自己画图的地方。
再转过来坐北朝南的空间就是起居室。窗户朝南，但因为太阳高度角的原因，夏天其实南边的光线进入的很少，特别阴凉。冬天，起居室朝南的窗户阳光特别好，又有一个壁炉在，特别暖。
赵扬在起居室
徐沪生在餐厅，餐厅与起居室隔庭院相望
起居室隔着庭院和水池，对面就是餐厅，它们在东边由厨房串接起来。
这样，在大理的雨季，我们是可以不被淋雨，就能够走到这个房子任何一个地方。
我平时差不多9:30吃完早饭，看见同事们陆续就过来了——他们住在古城，或者湾桥旁边的村子。然后就开始处理一点工作，大家开个会，有时候做点设计。
在这，就算你待在工作室，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工作。因为我是对着院子，我发呆也好，甚至对着院子打个电话，它就是一种生活。
餐厅与家具
屋子里基本所有的家具，都是我从以前的老房子搬来的。我之前在古城旁边的一个小区里，我住西侧的一套公寓，工作室在东侧。在工作室的氛围就太“工作室”了，好像我不工作的话，在那就是不对的。
但是在这儿，我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也就像在家里一样。这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个状态。
房子之外，便是白族村落的点滴
我很仔细地去处理这里每一个角落的空间关系，其实是希望这个空间，本身有点像一个建筑的教材一样。希望年轻的同事们在这里边耳濡目染，慢慢就能够理解。
走上三楼，在房子的制高点，看到整个苍山脚下就是白族的村子，你能感觉到这个房子跟村落融合在一起。
我们即使是用传统的方式，仍然可以做当代的空间。
以下为徐沪生与赵扬的对谈精选：
徐：其实大家还是蛮好奇的，当时你从哈佛直接到这里是什么契机？
赵：当时有个朋友，和我说要去大理盖个房子，我说，我跟你去看看。2011年的大理，气象还是挺向上的，来大理的这些新移民，他要创造生活，他不是说我就来躺平。
徐：都是有点像梁漱溟当年的那种心态的。
赵：不是说我过来我盖一个房子漂漂亮亮，我自己躲在里边。大家是觉得我要融入整个地方，这个场域里面有很大的营养，而我也感受到这种营养。
我从小号称是在古镇长大，重庆的一个叫磁器口的地方。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导师王路他是研究乡村，带着我全国乡村尤其是浙江到处跑，其实培养了这种感情。
徐：读哈佛跟这个有关系吗？
赵：我是在哈佛获得一种视野，你会看见什么东西，真的有长远价值。对于整个文明来讲，我觉得乡村是有意义的。中国的城市问题有点过于复杂，可能不是我作为一个个体能够一下子去解决。乡村那个时候还是没太多人去探索。
赵扬与导师妹岛和世
徐：初到大理，如何融入？
赵：我12年夏天来大理，我刚到大理其实很不顺的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其实并不真的了解中国乡土。
转变发生在2012年下半年，我参加了劳力士的一个艺术导师计划，马上就被妹岛和世认可了。我记得13年我接受的采访，那叫一个密集，中文的英文的，其实是帮到了我在大理的起步。
14年的时候，既下山的创始人来找我做第一个古城既下山，我获得了第一阶段的几个能够落地的项目，慢慢就走上了正轨。
大理古城，既下山
梅里，既下山
徐：因为我是农村的，好不容易考了大学。所以人就很奇怪，我们从小在乡村的，对乡村反而没有太多的迷恋。
赵：其实我来大理，我不知道我在做乡建，后来过了几年才有乡建这个词。乡建其实是城里人关注更多，真正的乡村的人，他们一直在这样过日子。突然“你们”对“我们”感兴趣了——对他们来说是这种感觉。
大多数的对于乡村的认知还是过于肤浅，过于着急，乡村成了一个他做的事情的一个背景，来烘托他的所谓作品。
香格里拉，先锋书店 摄影：王策
徐：城里的知识分子，他对异质文化，他既缺乏了解，又缺乏尊重，又缺乏耐心。他以为乡下是一个乌托邦，其实乡下盘根错节比城里还要厉害。
赵：城里人观念里面的乡建，你要说什么叫成功，我开民宿赚到钱了，我成功，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跟本地的“乡”没有太大关系。
因为我看到喜洲那么好的一个地方，现在像城北村，喜洲边上面对田野那一片，盖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网红建筑，很突兀，但它太赚钱了，这种成功带来的就是对于本地的一种破坏。
我觉得建筑跟人一样，你得有教养，你到一个地方，你如何Behave（表现得体），如果显得自己特别自以为是，不知道旁边在发生什么，那就太没文化了。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你要和而不同，你首先要和，我觉得东西方皆为此理。
我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就站在苍山脚下，一眼望去，还是灰瓦屋顶跟苍山匹配。你想让整个地区几十万白族村落的人，都跟你玩现代主义？这不可能，大家没有这种亲切感。
赵扬的家，隐藏在村落之中
徐：回过头来聊聊这座房子，你说这里其实并不是你给自己设计的。
赵：2019年以前，没有过大理本地人作为我们的甲方，没错，之前其实都是新大理人。
这个宅子的甲方是本地人，姓黑，这是下湾桥村这座村子的大姓，我们都叫他小黑，他爹就住在旁边，我们叫老黑，他有个哥哥叫大黑。
徐：我特别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、审美背景、知识背景？
赵：小黑在这长大，大学考到了内蒙古，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云南。这块地就是他的父亲分给他的。小黑找我盖房子时，他已经研究了我的网站，他对我每个作品都如数家珍。
苍山与洱海之间，遍布着白族村落
当他想要回到这块地盖房子，他的想法就已经和老一辈不一样了——大理这些白族村子，远看是漂亮的，很统一，但你真正走进去，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：可能房间做得很大，流线不合理，设计的比例也不协调。
因为从真正传统的乡土民居，到现在村子的宅基地新房，这个发展进程没有任何过渡，就像是在断裂之后，哗地一下突然出现。没有思考，没有文化的准备，当然也没有设计师的准备。
小黑委托我做了这个设计，我才真正开始触摸大理。所以有时候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现在还能在大理？可能就是从那个点开始，我真正跟这个社区、跟大理发生了关系。
如果我们稍微乐观一点，往后其实就是乡村本地人、大理人要发力了。
博物馆，就坐落在古城中心的五华楼之侧
徐：所以你是很享受这种在地性？
赵：我蛮享受的，有一种你可以跟它贴身肉搏的这种感觉。
我们现在在大理古城做一个博物馆，有了这个房子的经验，我知道如何把一个当代的空间，和一个传统的结合起来。我们去汇报，白族建筑专家完了就会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其实为古城的建设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。”
我觉得这就够了，没有人比他给的这个认可更重要。
赵扬在云南
徐：2012年到现在13年，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？
赵：之前那个时代，我们建筑师群体，还是有很多人是对建筑有宗教情结。这个过程本身就要吃很多苦头，其实也有心理准备。具体的困难就太多了，项目都要黄了，看不见一个比较稳定的商业途径，但是这些东西就一点点摸出来的。
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反倒是出现在疫情前后，我发现好像时代的方向和我的预期不太一样。最困难的困难，我觉得对建筑师来说，你的信念动摇了。
在赵扬看来，做建筑是一个重新“找回自我”的过程
徐：蛮群体性的。
赵：对，信念动摇挺特别艰难，对我来说具体的困难都不难。
徐：你觉得这个信念现在是修复了，还是说？
赵：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它一直是一个向上的曲线，你不觉得社会它可能有时候会以退为进，走两步退一步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如果稍微有一点历史的视野来看整个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们面对的这种处境非常正常。
我倒挺感激这段彷徨的时间，这个过程也把自己身上的一些思想上的泡沫给滤掉。
我经常跟别人说，我在大理待这些年，读了一个“学位”，这个学位绝对不是之前清华也好、哈佛也好，可以教给我的。
喜洲古镇，竹庵
大理，葭蓬村驿站
徐：最核心的收获是什么？
赵：是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就能清醒地看一个一个的情境，这些情境背后它的各种因果关系。
你得真的有耐心，慢慢你会去体谅当地人，甚至体谅当地的政府。你能理解背后的原因，你就会有同情，有了这份同情，你才有可能在现实基础上稍微做一点事情。
有几年好像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些更大的房子，更大的事情，外面有一些机会，你觉得你作为建筑师好像得当仁不让地去干这些事情。
但是后来疫情来了，好像世界变了，反倒是在这，我可以有进退，我在云南我永远有事情做。
徐：因为我是哲学系的，包括你像中文系、历史系，你中文系火的时候，你招了大批的人，其实有些是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，中文系就业不好了，他就不来报了。像建筑系我不知道这个情况，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一点。很多人没有认真地沉浸在建筑的艺术里面。
赵：那天碰见（刘）家琨老师，他是说“你不能说因为现在生意稍微不好做一点，你就否定这个行业。”
这个行业的变化，在未来，技术性的层面越来越会被取代。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存在，还有哪一部分是有价值的？我们传统的教育已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。
因为传统的建筑的教育，它都是在应对上个时代的市场，就是巨大的建设量来准备的，它的价值一下子就崩塌掉了。
建筑学的“痛苦期”，却也是重建的开始
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要重建的时候，但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痛苦期。还是会有些人要学建筑，慢慢地也会有一些更靠谱的学校找到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教育的方法。
好像我们这一代建筑师，都是对人文比较感兴趣，我实在是觉得如果你不坚守这个阵地的话，建筑学也没有什么阵地了。
其实现代主义所有的技术、设计手段，这些都已经研究到位了，这个时候反过来其实应该把这个事情松下来，去关照真正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空间、什么样的尺度、什么样的村子、什么样的城市，现在反过来应该是解构建筑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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